他們策劃下藥毒殺600萬德國人…猶太復仇者:為同胞復仇! _.,

以色列的一家博物館,製片人 AviMerkado來來回回翻看著藏品目錄,似乎在尋找什麼重要的東西。不久前,他接觸到一個猶太年輕人,對方給了他一份幾十年 ...




以色列的一家博物館,

製片人 Avi Merkado來來回回翻看著藏品目錄,似乎在尋找什麼重要的東西。

不久前,他接觸到一個猶太年輕人,對方給了他一份幾十年前的錄音,裡面反復出現的“納粹”、“猶太”、“復仇”等字眼勾起了他的興趣。

他迫切地想知道錄音帶背後的故事。

但很遺憾,這份錄音顯然只是故事的一個小部分,還有更多錄音,散落在不為人知的地方……

所以,Avi跑到當地的博物館尋寶,沒想到,幾經周折,竟然真的讓他找全了這份一共10卷的錄音。

令他意外的是,這份古老的錄音,竟然藏著一群猶太年輕人策劃殺死600萬德國人,為大屠殺中慘死的猶太同胞復仇的故事……

根據博物館和錄音中提供的資料,Avi找到還在世的“復仇者”及他們的後代,拍攝了紀錄片《大屠殺:復仇計劃》(Holocaust: The Revenge Plot)……

一個精彩紛呈卻也令人落淚的故事這才從歷史的塵埃中 ,清楚地浮現在大眾面前……

幾個猶太人的逃亡

故事開始於1941年,

當時,納粹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附近的波納利(Ponay)對猶太人展開屠殺。

消息傳到紐爾維斯,23歲的猶太學生Abba Kovner憤怒又恐懼,他覺得猶太人不能任人宰割,一定要反抗,反抗。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謀,1942年1月1日,他把猶太人封鎖區的反抗力量聚集到一起開會。

“維爾紐斯的猶太人不能像待宰的羔羊,乖乖地走進屠宰場,我們必須反抗……”

但具體該如何反抗納粹的暴行,這群手無寸鐵的年輕人也毫無頭緒,只有滿腔怒火伴隨著希望在熊熊燃燒。

1943年9月,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方案“最終解決”(The Final Solution)推進到維爾紐斯,

納粹為掩人耳目,稱要把他們轉移到附近的勞工營。

當時才19歲的Rachel Glicksman也在這批即將被轉移的猶太人當中,

“我們接到猶太警察的通知,說我們已經被包圍了,這裡馬上要被推倒,讓我們趕緊收拾東西,然後到大門口集合,轉移到東邊的勞工營。

但我們根本不相信他們的鬼話,大家心裡都明白,我們即將像羔羊一樣被殺害……”

聚居區內以Abba Kovner為首的反抗力量不甘心送死,他們想利用轉移前短暫的機會逃跑。

遺憾的是,時間太寶貴,只有那些偷藏了武器且有力量反抗的人,能夠逃走。

為此,當時才18歲女孩Hasia Warshawski不得不放棄了自己年邁的母親。

“我們只有10到15分鐘時間跟家人告別,我吻了吻母親的臉頰,但她並沒有回我以吻,

我總覺得她在怪我,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我媽媽……”

所以,她的內心終其一生都傷痕累累,從未跟人談及此事,就連這次接受紀錄片的採訪也只是通過電話,並沒有露面。

1943年9月23日晚上,逃亡開始。

幾個年輕人鑽進下水道,在裡面摸索前進。

Warshawski回憶逃亡的那天晚上。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晚上……污水裡漂浮著糞便,我們只好把武器高高舉起,免得被打濕……

從下水道爬出來之後,我滿臉都是糞便,外面下著很大的雨,把我身上的污物衝洗乾淨……”

隨後,他們鑽進附近的森林,先是加入遊擊隊,後來又進入俄國軍隊,開始了槍林彈雨的生活。

復仇的種子被播下

1944年,他們跟隨部隊以勝利者的身份重返維爾紐斯,

卻發現原本居住在這裡的八萬多名猶太人,被殺得只剩下幾千。

Warshawshi的父母兄弟全都喪生,

另一名猶太戰友Joseph Harmatz也失去了兄弟和父親,

Kovner的母親被納粹槍殺,

當時的他們雖然因為失去親人悲痛欲絕,但萬萬沒想到,

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猶太民族的大災難……

得知整個歐洲猶太人都遭受厄運,看見他們被屠殺的照片後,這群年輕人出離地憤怒和悲痛。

據Kovner的兒子回憶,

“大屠殺的消息深深地影響了我的父親,他的整個世界顛倒崩潰,甚至為此瀕臨瘋狂錯亂的邊緣,他骨子裡有把火在燃燒……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他心裡播下了復仇的種子。

這場復仇不是為了自己的父母,而是為了所有遭受厄運的猶太人。”

招募“復仇者”

從那以後,Kovner開始刻意在失去親人和家園、漂泊無依的猶太人當中尋找誌同道合的人。

他給自己的組織取名叫Nakam,意思是“復仇者”,

其中,有一個名叫Leopold Wasserman的21歲年輕人,綽號Poldeck.

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接受採訪時,他飽含熱淚地回憶道:

“仇肯定是要報的……我從集中營裡被殺害的猶太人的眼裡看到,他們想要我去復仇,根本不用想……

復仇是我最重要的任務,個人的生死有什麼要緊呢?”

Simcha Rotem,綽號Kazik,也是被招募的復仇者。

他曾在猶太人封鎖區裡待過,親眼看見無數人在街頭被活生生地餓死。

“封鎖區特別可怕,非常擁擠,人擠人……有人被活活餓死,倒在街頭。

有一天我走在街頭,聽見有嬰兒的哭聲,我循著哭聲找去,是一個死去的女人抱著自己的孩子……

“你說這種情況我該怎麼辦呢?能怎麼辦呢……”

這些內心燃燒著復仇怒火的年輕人,構成了復仇組織的核心成員。

準備復仇

1945年4月初的一天,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Knover把幾個核心成員召集到一起開會。

他公布了一個近乎瘋狂的復仇計劃——

納粹屠殺了600萬猶太人,那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死600萬德國人給他們復仇。

這項計劃將會殺死大量無辜的人,但Poldeck回憶,當時大家都被仇恨蒙蔽,根本沒有考慮這麼多。

“我們當時覺得,既然納粹殺害了猶太人的孩子,那我們也可以殺死他們的孩子……”

所有人都舉手錶決,以手擊桌表示同意。

此後,Knover一邊製定復仇計劃,一邊圖謀擴大隊伍。

不久之後,一支特殊的英國軍隊來到意大利,這支隊伍之所以特殊,是因為裡面有一整個小分隊全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猶太人。

他們雖然沒像歐洲的猶太人一樣經歷恐怖的大屠殺,但同胞被無情屠戮的恐懼和憤怒卻讓他們感同身受。

之後,陸陸續續聽見大屠殺幸存者講述的故事,他們也一心想要復仇。

隊伍中的部分猶太士兵聯合起來,獵殺曾經的納粹分子,前前後後,他們大概殺死了100名納粹。

Knover跟他們講述了自己殺死600萬德國人的計劃,希望雙方合作。

但猶太士兵表示,冤有頭債有主,他們只獵殺有罪的納粹,不傷害平民。

Knover的計劃太過瘋狂,他們不願參與。

到1945年9月,雖然復仇計劃還沒有成形,但Knover領導的復仇者組織已經滲透到歐洲各地,

總部就設在法國巴黎。

在他的隊伍當中,奧斯辛威集中營幸存者Poldeck專門負責為組織提供資金。

“納粹曾經逼著集中營的勞工大量製作假的英鎊鈔票,試圖以此摧毀英國經濟……

所以當時我就收購假鈔,然後帶到意大利的黑市出售,賺取差價。”

Plan A: 水中投毒

1945年年底,Kovner終於敲定了復仇計劃。

他打算在漢堡、紐倫堡、法蘭克福和慕尼黑這四座城市的供水系統中投毒,

這樣才能造成大規模傷害,實現他殺死600萬德國人,為猶太民族復仇的願望。

但從哪兒去弄毒藥,一直是個難題。

“想找到無色無味,殺傷力大的毒藥並非想象中那麼簡單……”

為此,Kovner來到以色列求助。

在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市,他遇見了著名的猶太化學家,也是後來的以色列總統Chaim Weizmann.

他聽完Kovner的復仇計劃,深表理解和同情,

“年輕人,如果我跟你一樣的年齡,我也會這樣做的……”

Kovner借此機會,表明自己需要毒藥和金錢。

Weizmann把他推薦給另一位化學家,Ephriam Katzir, 他後來也成為了以色列的總統。

Katzir幫Kovner調配了符合要求的劇毒藥物。

1945年12月14日,他穿上英國軍隊的製服,喬裝打扮離開以色列,毒藥就裝在隨身的煉乳罐子裡。

而此時,紐倫堡的復仇者已經成功打入水務系統,只等Kovner帶著毒藥到達,就可以展開復仇計劃。

然而左等右等,毒藥沒等來,卻等來一封急信。

信上說,Kovner被逮捕了,為避免證據暴露,他只能把毒藥扔進了大海。

在水中投毒的計劃因此擱淺。

回憶往事,當時潛伏在慕尼黑的復仇者Ideck依舊非常憤怒,

“我把生命和靈魂都奉獻給了復仇事業……結果Kovner被人出賣,只能把毒藥扔進大海……”

究竟是誰出賣了Kovner,大家一直沒有查清,到現在都依舊是個謎。

Plan B: 毒面包

在被逮捕之前,Kovner就設置好了應對失敗的備用計劃,Plan B.

跟無差別殺死600萬德國人的Plan A不同,Plan B針對的人群更加明確——

大屠殺的劊子手,納粹黨衛軍。

Kovner雄心勃勃,他想殺死的納粹黨衛軍不是一個兩個或者是一兩百個,而是上萬人。

所以這次,他還是打算投毒。

當時,許多納粹黨衛軍都被關押在集中營裡,等待審判。

負責紐倫堡地區的復仇者Joseph Harmatz經過打探,

發現納粹的食物全部都由美國人提供,

只有面包,是集中營裡的烘焙店自己製作的。

所以,要想投毒,他們必須先打入烘焙店內部。

他們計劃應聘成為烘焙店的幫工,然後找機會投毒。

當時,復仇組織的一把手Kovner被捕入獄,二把手Pasha Reichmann負責實施Plan B.

他把成員分為2個小分隊,分別負責2個不同的集中營。

其中,位於慕尼黑的達豪集中營主要由復仇者Kazik和Ideck負責,

位於紐倫堡的Stalag 13集中營則由Joseph Harmatz和Leibke負責。

憑借之前做烘焙的工作經驗,兩邊的成員都順利進入烘焙店。

他們摸清情況後,計算出毒藥的用量,計劃兩邊同時下手,毒殺這些萬惡的納粹分子。

一切準備就緒,令人頭疼的問題又來了——毒藥從哪兒來?

據Poldeck回憶,

“我們的組織中有一名來自紐爾維斯的工程師,他能夠接觸到皮革廠的砒霜,他從巴黎給我們送來了毒藥……”

他們計劃1946年4月13日投毒,

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潛入達豪集中營的復仇者被發現,那邊的投毒計劃只能中止,復仇者被迫緊急撤離。

談起往事,復仇者Kazik依舊覺得懊惱,

“我們接到通知,說我們已經暴露馬上撤離……幹嘛不直接給我們毒藥呢?只要幾個小時,我們就能得手然後撤離……”

孤注一擲

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潛入Stalag 13集中營的成員Leibke身上。

Leibke在2000年的時候就已經去世,但在錄音中,他講述了自己是如何偷運毒藥的。

“毒藥藏在3個熱水袋裡,我把它們藏在褲腰裡,然後整理好,趁著上夜班的時候帶進烘焙房,藏在地板下……”

1946年4月13日,Leibke和另外兩名復仇者趁著警衛換崗的空隙,潛進烘焙房。

他們把砒霜倒進桶裡,跟膠水混合,然後用刷子薄薄的塗一層在面包底部。

“我負責拿起面包,另外的同伴負責塗毒藥……”

“到大概淩晨3點或者更晚的時候,我們一共塗了2200個面包……我們非常激動,相互擁抱親吻……”

“隨後,我們聽見有人過來,我們馬上把裝毒藥的東西藏起來,自己也找地方躲好……

守衛查看情況後離開,我們也從後院逃走……”

第二天早上,面包按照慣例送進集中營。

為了得知納粹的傷亡情況,Pasha派出組織的女性成員Rachel Glicksman去集中營門口打探情況。

據她回憶,

“Pasha讓我去打探行動的結果,他說如果我被逮捕的話,他們會說不認識我,問我明白了嗎……”

好在,行動沒有想象中那麼凶險。

“我在柵欄外遇見很多來打聽自家丈夫情況的女人……救護車進進出出,我很開心,以為我們成功了。”

但後來他們從媒體報道中得知,有2000多名德國士兵中毒,但沒有一人死亡。

不過,以色列史學家Micheal Bar-Zohar經過調查後認為,

“Plan B很可能毒死了100多名納粹分子,但政府害怕事態擴大引起恐慌,所以掩蓋了真實的數據。”

成功投毒之後,復仇者們收到一把手Kovner傳來的消息,

“停止殺戮,去以色列建設我們的新家園。”

於是,這群復仇者混在4000多名猶太難民中,搭乘輪船來到以色列的海法市。

Glicksman還記得到達海法的那天,

“當時是夜晚,燈光璀璨,四周悄寂,我們聽見了自己臉上淚水滑落的聲音……”

內心千瘡百孔的復仇者們,這才真正安穩下來,在戰後的歲月過上平靜的生活……

往事重提

1985年,復仇者的一把手Knover因為癌症去世。

在離開世界之前,他和自己的同伴講述了那段為猶太同胞復仇的激烈往事,並將其保存下來。

後來,Knover的孫子搬進他曾經住過的房子,把裡面的東西都捐給了以色列的一家博物館。

機緣巧合之下,電影製作人Avi Merkado輾轉接觸到這些塵封已久的錄音,

並根據其中的故事和對還在世的復仇者的採訪,拍攝了這部紀錄片……

由此,這段傳奇的往事才出現在公眾面前。

猶太人的切膚之痛,沒有經歷過的人永遠無法體會。

不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死600萬無辜德國人為冤死的猶太人復仇,這種激進的做法跟納粹沒什麼兩樣……

好在Plan A最終失敗,而Plan B也讓集中營裡的德國人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這群勇敢的復仇者,最終獲得內心的平靜,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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