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內容）「疫情結束後你最想做甚麼？」
「想離婚！」
新冠病毒壓倒了無數武漢人，也讓眾多家庭在封城期間朝夕相處下崩塌。疫情稍見回穩後，內地不少離婚辦事處擠滿了排隊人龍，廣州、深圳未來一個月的離婚預約全數爆滿，「名額兩三分鐘就搶完了」。數字背後有柴米油鹽的磨擦煩厭，也有訴諸暴力的發洩。一名湖北女子被前夫虐打後，苦於「縣縣不通行」、交通停滯無法回家，求助之路幾近被切斷，帶着小孩在路上徒步4小時。內地公益人士慨嘆因小區封鎖等措施，人與人之間難以接觸，外人想介入也困難。
民政局員工：天天都八、九十對夫妻離婚
百年疫情來襲，一個個城市空了，學校不開學、朋友相聚，家裏一夕間變得擠擁。過去隱而不見的家庭矛盾及情感疏離，在疫情好轉後一下子浮上枱面──「每天都八、九十對，辦離婚的好多！」深圳市南山區民政局員工向記者表示，每天都有大量離婚的人在門口排隊，「天天都很多，一等就幾個小時」、「有時候門沒開都有人排」。
《蘋果》記者登入廣東省民政局網站，發現廣州市與深圳市的離婚預約在未來1個月已全數爆滿，一籌難求。「賬號每天（凌晨零時）一出來，一般兩三分鐘就搶完了。」羅湖區職員說：「大家都是蹲着去搶號。」南山區民政局職員則表示，每天預約的名額有20多個，但加上現場排隊的人，「我們都已經超出工作量了」，就算排隊都不能保證有份。
除了深圳，屬於疫情重災區的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至下月9日的預約也掛零，陝西西安、四川達州等地錄得離婚數字新高。湖南汨羅市官方一份紀錄甚至指出，因登記人數太多，「有時工作人員忙得連喝水也沒時間」。有登記處職員分析認為，離婚「小高峯」部份是因為前段時間積壓的個案，也有受疫情影響，「在家裏太久，夫妻間矛盾衝突下的衝動離婚」。
受理離婚的律師亦感同身受。律師金增玉過年前手頭上有30多宗案件未完結，原本想看有無當事人在經歷疫情後改變想法，和另一半關係緩和，「結果一對都沒有」。甚至在疫情正嚴峻的大年十五，她還有客戶要求預約面談，「這幫人冒着生死也要來離婚」。
家暴受害者無處可逃
然而成功離婚者尚算幸運。在每日鋪天蓋地的疫情資訊背後，還有更多看不到的黑暗面，例如掩埋在官方不作為之下的家暴事件成倍增加。關注婦女權益組織「源眾反暴力熱線」指出，疫情期間接到的求助較去年同期增長21%。單單是湖北監利縣在2月封城期間的報警家暴個案，已增至去年同期的3倍。
當家暴碰上最嚴封城，外人想救也不能救。李小姐的親戚王雅麗便是一例。她憶述，王與丈夫離婚2年，兩人各取得一名小孩的撫養權。今年農曆新年在前夫哀求下，王帶着小孩到前夫家團聚，結果已有家暴史的前夫再次出手打人。王雅麗只好帶着12歲兒子和7歲女兒逃離，在路上向家人打電話求救。
自大年初二（26日）封路後，村與村之間都是關卡，易出不易入。要接人的弟弟先去村委開出城證明，但有上路證明也未必能出到其他縣城的關卡，「不代表你出去了就能回來」。從王所在的縣城到弟弟家，兩地相隔20多公里，路上一輛車都沒有。不論是王雅麗到弟弟家，抑或是弟弟去接人，同樣困難重重。
李小姐當時感到相當焦躁，擔心王雅麗無法跨越關卡而被困路上。「（男方）根本不怕你走，因為你也走不了多遠，肯定要回來低頭。」她並表示，王雅麗當時曾經報警，但派出所方面沒有派人援助，他們最終代為聯絡前夫幫手載人，最後三母子在路上徒步4小時，而弟弟則在縣界接人。
關注家暴的社工郭晶曾在「武漢日記」中指出，受家暴者在封鎖的城市中，普遍難以獲得社會支持。社工機構沒有上班，「她想離開家是困難的，很難會有人收留她，酒店、旅舍都沒有營業」。內地女權活動家、「反家暴小疫苗」發起人台風向《蘋果》指出，疫情讓旁觀者介入變得尤為困難，當隔壁樓傳來小孩的哭聲，「平時可以去對面樓確認甚麼情況，或直接敲門」，但民眾因小區禁足令難以出門，想幫也幫不到。
家暴潮作為疫情的次生災害，不但在中國，在全球亦隨瘟疫急速蔓延。美國家暴熱線每天平均接獲2,000通電話，巴西、西班牙、希臘的家暴通報個案都增長逾兩成以上。法國更宣佈撥出100萬歐元（約855萬港元）為受害者支付酒店住宿費，讓他們遠離家暴之手，同時開設20間臨時輔導中心提供協助。
反觀疫情大國內地沒有推出相應政策處理家暴，警察、社區忙於處理疫情，民間只能靠自己力量。
台風指出，有湖北受虐婦女三次報警，警方三次都沒有做筆錄。「政府投入特別多人力物力去防疫，人手是非常多的。只是大家沒有這個（處理家暴）意識，他們不會管這個事情」。
記者 沈燕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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